“符號的形成是以最少的線條來呈現一個物件。而符號在任何時候，對於任何語言、任何人都是通用的。” — Keith Haring
Andy Warhol（圖左）與Keith Haring（圖右）合照，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019年 | 圖片由驕陽基金會提供
Haring是一位代表七八十年代美國紐約東村藝術生態的藝術家及行動主義者。他於1958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出生，從小被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及蘇斯博士（Dr. Seuss）等等在美國流行的卡通漫畫所吸引。童年時期，Haring從父親身上學習基本的漫畫繪圖技巧。長大後，在1978年移居紐約，日間在視覺藝術學院修讀繪畫，晚上到夜店工作。
Haring在紐約市的地鐵和行人道上塗鴉，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019年 | 圖片由驕陽基金會提供
八十年代初，Haring因在紐約市的地鐵和行人道上塗鴉而成名。他的塗鴉風格以流暢、大膽、粗體輪廓為主，慢慢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塗鴉美學。作品主題圍繞政治獨裁、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症、濫用藥物、愛滋病、資本主義等社會議題。1988年，確診愛滋病後，Haring成立基金會Keith Haring Foundation，積極提供圖像及資金協助與愛滋病相關的機構及兒童節目，提升大眾對愛滋病的意識。最後，於1990年，Haring因出現併發症而死亡。
符號主義是 Haring 的創作重心
Haring著迷運用符號成為他的創作語言。當Haring在視覺藝術學院讀書時，曾經學習符號學（Semiotics）。他認為所有形式（Form）都存在著一個基本結構（Structure）。符號（Symbol）的形成是以最少的線條（Line）來呈現一個物件（Object）。而符號在任何時候，對於任何語言、任何人都是通用的。
（圖左）Keith Haring，《Untitled》(1982)，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019年
（圖右）Keith Haring，《Untitled》(1981)
圖片由驕陽基金會提供
Haring經常在作品裡將狗繪畫成人類，擁有雙腿。這代表古代埃及死亡之神阿努比斯（Anubis）。這個神像的頭部是胡狼，下身則是人類的身體，看守著死亡。Haring作品裡的狗隻，無論在跳舞、吠叫或咬人，都可以運用古代埃及對生命與死亡的概念來解讀。
（圖左）Keith Haring，《Untitled》(1985)，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019年
（圖右）Keith Haring，《Silence = Death》(1989) ，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019年
圖片由驕陽基金會提供
群眾也是Haring其中具標誌性的圖案。從十歲開始，Haring從電視上看到有關越南戰爭、種族騷亂、NO.6 瓊斯鎮大屠殺（The Jonestown Massacre）、約翰･藍儂（John Lennon）謀殺案、南非種族隔離等等的消息。群眾符號的出現，從悲觀的角度來解讀，是代表謀殺、慘案，或被獨裁者控制的人群；從樂觀的角度來解讀，則是象徵眾人團結地對抗鎮壓。
（圖左）Keith Haring，《Ignorance = Fear》(1989) ，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019年
（圖右）Keith Haring，《The Blueprint Drawings》(1990) ，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019年
圖片由驕陽基金會提供
手持棍的符號是武器、毆打、折磨、謀殺、權力或充權的來源。而身上畫上圓點是象徵被排外的他者，例如同性戀、有顏色的皮膚、愛滋病。身上的X或胃部上的空洞則代表著不要射殺或被槍殺的對象。